如果市场上有很多种货币相互竞争，大家就会选择声誉比较好的钱庄发的银票，而不接受信誉差的钱庄发行的货币。

这对实体经济是什么影响呢？即使正常做进出口贸易的企业，一定会被要求接受更为严格的申报程序，接受更为频繁、更为严厉的开柜检查。这是IMF第一份准官方文件，对金融开放的利弊，提出反思。

如果中小企业是经济创新的主要来源和动力，资本管制会间接对经济创新产生负面影响。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负面影响的具体机制，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表现为，金融危机下，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对风险的判断很不放心，不愿意把钱借给实体经济。假设一国还未开放时，金融制度已在资源配置上存在很多扭曲，如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或中央银行把金融资源投放到效率相对较低的行业或企业，而效率高的经济主体反而拿不到资金，那么金融开放后会是什么情况？ 多半的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开放之后，资本会从境外流入境内。典型的发展中国家资本是比较少，劳动力比较多。我们的实证显示，当考虑本国的基本面因素后，对于金融高度开放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有没有浮动汇率制度对是否传递没有影响。

（二）提高风险规避能力 理论上说，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好处，是可以提高居民与企业的风险规避能力。有时候本国基本面的变化，碰巧与美国的基本面的变化同向。如果提升到保持总体的经济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层面，那么金融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金融怎么服务实体经济？联动机制怎么考虑？都需要做很多很多的调研、探讨和理论升华。

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因素, 包括利率管制、金融增量改革滞后与民营经济受到冲击,为温州民间金融危机的爆发不断积累了能量。这样来，其他企业为什么进来？它们也意识到风险降低了，如果没有财政这2000万可能就不进来，有了财政这2000万，它可能就愿意进来。政府既然不能支持，那么让老百姓自己闯、自己试，温州从最不起眼的收破烂式的小经济，发展成一个长三角经济增长极的代表性区域，已形成一片赞扬之声。按这种方式运作以后，它开始开发一些领域，比如架桥修路、和地方政府签订授信协议，一个省可以几百亿元，让地方政府把所有项目打捆，批量化，控制风险。

一旦把政府财政、企业、居民、银行、担保机构等各个主体以合理机制联在一起，就可能出现一个共赢的发展局面。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经济社会转轨中和市场化改革里面，有一个从不规范到规范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必须容忍这种不规范的东西。

国家过去把这边作为海防前线，没有投入，但自己形成了一个生态。当然这些认识希望最后能够引到从不同角度提出对策和建设性的看法。这个升级换代的技术天花板怎么突破呢？我自己有一个观察，要突破这个技术天花板，后面必须有一个配套的有效制度供给，那么一定存在某种我们必须正视的制度天花板。金融如此，其他很多方面也包含这样的哲理。

我们在初级阶段，看到人家的危机爆发，看到人家高杠杆率往回收，是不是我们就简单地跟着学，严格控制杠杆率就可以了？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到财政研究所定位于研究工作时，我也非常注意跳出财政看财政，因为财政是一个以政府为主体的分配体系，但是一定要运用这个分配体系服务于大社会。类似的视角上，你看到金融系统的泡沫问题，就能够认为中国整个金融系统就是一片泡沫吗？也不能这么认为。但它是一个正部级机构，财政也是一个正部级机构，双方商量起来，相互之间可以互不买账，要解决矛盾就得上升到国务院层面解决，很多事情就僵着不动，没法打开局面。

在商务部座谈的时候，首先观察到虽然长三角、珠三角的民营企业有一批已经做到了中型甚至大型的规模，但是似乎都碰到了技术天花板。我们现在利率的市场化最欠缺的似乎就是存款这块。

温州当地的居民更看重的是自由空间，做一些小买卖，办一些戴红帽子的私人小企业，并发展集贸市场。在广西旅游中心城市桂林附近有一个恭城县，当地政府和请来的专家一起做工作，支持农户搞沼气。

全覆盖首先有一个从某一视角来看的横向比较，有大的企业、中的企业、小的企业，还有小微企业，它们所对应的融资主体，有大银行、中等规模银行、小的银行和金融机构，还有我们需要进一步发展的、对草根创业这方面提供金融支持的主体。（这跟前面我说的西湖区是一个道理。还有地下黑钱庄的说法，有类似银行业的地下金融。政策性银行或者政策性融资体系，中国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便已提出的，当时就意识到了，金融系统方面已经把人民银行提升到央行的地位，不是一个企业了，而是一个调控当局，下面工农中建四个银行是企业化的专业银行，再后来的交通银行、民生银行等更明显是企业化定位的商业性银行和金融机构。它同时对区域开发、对小企业、对科技创新，都有特定的金融机构（称为公库）、特定的开发银行等在支持—这是日本人大张旗鼓搞的政策性金融体系。他们的理财民主化、法治化，但实话实说，中国现在缺乏这种配套条件。

这个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其他地方仿效呢？我还不敢说，还没有非常典型的其他城市仿效温州来做出这样的旧城改造，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有借鉴价值，已经在所谓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上，有一些创新进展。当然这些严格控制风险的规则体系对我们都很有启发。

我们不能简单地只看美国人标榜的华盛顿共识，还要看他们还实际做了一些别的什么。这个说法我倒不觉得非常严丝合缝，但是有启发：从时间序列看，企业成长有可以总结的规律，这种融资支持的多样化，也必须适应这种时间序列的不同阶段，也应该有它的多样化特征。

在欧债方面，欧洲货币联盟迟迟得不到财政联盟的支持，它跟美国表现形式相反，严格控制赤字，控制开支，但困难重重。有些事情一开始要分两方面说：最早的时候，低压电器的假冒伪劣现象当然与商业道德水准低有关，但也跟它拿不到计划控制的银有关：低压电器的接触点是要镀银的，但在国家指令性的战略物资控制之下根本拿不到，那么就假冒了，采用其他一些类似银漆那样的东西，实际使用功能就很差，用了几次以后，出现功能下降甚至烧坏的情形。

跟硅谷相比较的有一个日本的筑波模式，但是现在人们已经越来越不提及筑波了，我还没去看过，但我听他们说过，这是一个日本政府有意打造的科技城。但是回到全局，这个原理不一定适用。在很多具体问题上，两派意见相持不下的时候，我觉得多少要考量一下邓小平同志说的大胆地试。把高利贷淡化掉，必须有多样化的低端、中端的产品及其供给形式增长起来。

冲向全国不少地方的温州炒房团，在受到了房地产调控新政的遏制之后，据说又参与了炒大蒜、炒大豆、炒绿豆等炒作风潮，这对温州就有一些负面影响，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负面的评价。似乎没有一个出路，政府怎么拿出钱来架桥修路、改造城市？但没想到，2011 年之后，我听到温州的旧城改造基本完成了，怎么完成的呢？就是先有顶层规划，即关于城市区域怎么改造，政府牵头将新区和老区一起规划了以后，落实到各个街道上的铺面筹资，临街铺面都可以向社会招标，民间资本就认这种具体铺面，比如说临街的多少平方米商铺，出的这些钱里面包括平常商业标准定义所说的租金，实际上一起捆绑了用于旧城改造的资金，等于是集资性质的招投标。

作为政策研究和设计，这方面肯定需要总结很多的启示。当然它的形象还是很朴素的，在房子前面靠街边立了一个金属牌，上面铸有文字介绍，这是硅谷的发祥地。

我去看过硅谷，最开始斯坦福大学的教授鼓励他手下的几个研究生，争取把信息技术争取尽快跟市场结合——最早这几个人创业是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平房，美国人称为 Garage，即一个停车、修车的车库里面。另外还有更草根状态的融资案例，我觉得也是政策性融资。

他把话说得很重：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大不了试验以后发现不行，过几年再关掉。所以，所有的规则必须给创新预留一定的弹性空间。这个 PPP 虽然在国际上是一个前沿的理念，但是在中国现实生活里也有大量的需要，不是一个跟我们很遥远的概念，实际上与我们现实生活可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要创新和健全这个概念。我们生产了大量向国外输出的产品，长三角、珠三角都有，但是大量是贴牌的，是人家的东西。

一直到不久前我在温州开座谈会的时候，他们的中介担保机构仍然是这个思路—财政给我们支持，你就把我们的风险全都担下来。要真正走出民间金融危机的阴影,利率市场化、金融市场开放乃必由之路。

前些年温州的经济发展有一些异军突起、出乎意料，因为政府没有投入，让民间经济唱主角，就实现了一派生机的发展。现在这个地方被世人和美国政府看作圣地。

光看指标的漂亮，其实没有意义。代表升级换代的自主品牌始终看不到有这样的局面和势头。